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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个春天》导演陆庆屹:拍下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

  原标题:《四个春天》导演陆庆屹:拍下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
  去看了《四个春天》的人,很难不被它触动,也很少不说它好。这部片子的拍摄制作可说是朴素至极,初看到题材,会觉得它能上映仿佛奇迹。导演陆庆屹,一位四十几岁、来自贵州独山的资深北漂,在离乡多年之后,决定用一台带摄像功能的相机,拍摄父母二人在故乡生活的点滴,用一种眷恋又超越的目光,重新观察那些普通的日常。因为在外工作,只有在春节期间和家中的大日子才能回家,所以用四年记录下来的,是“四个春天”。
  片子中的父母两人,既平凡,又难得。他们勤勉于干农活、打野菜、做饭食的劳作,却又能用音乐和歌声让生活里充满着艺术与诗意,他们彼此间的爱意与温柔,更动人。导演开始拍摄时只是为了记录真实生活,而不是制作电影,这让片子有了最真切的质感;而尽管去看电影的人很多都哭了很久,但仍然看得出来,导演剪辑时避开了悲情,连伤心的情绪都是温和地展现。
  最近,导演陆庆屹的电影同名新书《四个春天》出版,书中收录的文章,是他写下的家乡的人与事、父母的生活与过往。电影的影像保留的是一个个细节和瞬间的丰富,而文字则以更明晰的方式,讲述了这些人们、这部电影是从何处走到了现在。以下文章摘自图书《四个春天》,是陆庆屹讲自己从决定开始拍摄,到剪辑,完成,放映的经历。他说:“带着超越日常表达的意识,我能够观察得更细致,更深入地了解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。”
  撰文|  陆庆屹
  

  想做就去做二○一六年的春节,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。饭后去KTV,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,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,声浪巨大,震得人恍惚。我出门来,坐在沙发上抽烟。两个同学,天鹏和郝飞,上完厕所迤迤然过来,问我怎么闷闷不乐的。我说没有,随便想想。问想什么,我说想未来。他们扑哧笑了,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。我说,你们没有,我有。他俩对视一眼,问我想干什么。我说:“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。”天鹏腿一软,扶着我肩膀说,你啊,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最好的导演算了。我说拭目以待。他俩顺着我的话,好好,拭目以待。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,像搀着病人似的,推门进去说,走走走,唱歌去。
  那天散席后,走在雨后的霓虹灯里,整条街通体发亮。我低着头,看到路面上积了许多漂亮的小水洼。光斑迷离的倒影里,自己的脚机械地入画、出画。衣服沾了湿气,感觉比往日滞重。就这样脚步飘飘地回到家,轻轻提门打开,蹑手蹑脚回到房间,上床缩在被子里,我开始思考和同学的对话,心里变得十分严肃。
  回顾起这四十多年的生活,年轻时在矿山的日子又浮现眼前。我去矿山是在一九九九年,那时候,已离家在京十年了,受一位离京远赴广州的朋友的影响,也想尝试一下另外的生活。当时,我厌倦了北京的喧闹拥挤,逆反性地想找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,于是就去了罗甸县罗捆乡的矿山采矿,成为一名“城里来的”矿工。
  矿上生活单调、艰苦。矿洞在山的上端,洞前有一小块开出来的平地,比洞口要低,便于停车接矿。洞口有个木头做的闸,里面的人把矿推到木闸处,一车硅矿石就掉到地势略低的接矿车里面去了,一种挺有智慧的设计。日常用水要派人到山下挑,来回两个小时。每星期有专人去城里采购,只买肥肉、白菜、豆腐三样。豆腐属于奢侈品。肥肉拿来炼油。当时都觉得挺香,因为饿。矿工的饮食,天天都是如此。
  那段时间,注意到了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。一个是星星,太纯净了;然后是天空,星星越看越多,刚开始只看到几颗明亮的,后来眼睛适应了黑暗,星星就布满了整个天空。星星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,但它让我想到一些很远的东西,永恒的东西。这种“永恒”到底是什么,我也说不明白,但意识到了人的渺小、人生的短暂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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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四个春天》插图
  十月的一天,风雨过后,晚霞持续了很久,大概有五到十分钟。我坐在矿洞外的石头上看着晚霞。漫天火烧云,我再没见过那么红的云,自己都要被那红光熔化了。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景,留它不住,也不可复制,多么让人怅惘。我由此感到光阴是可贵的。
  这些东西,对我谈不上具体的影响,但是日常经验被打破了,受到了刺激,促使我去观察身外的东西。之前每天考虑的,是吃什么样的饭,写什么样的日记——我从小喜欢写日记——此外是上谁家吃饭,晚上睡哪儿,都是基本的生存问题。冷了,就找衣服来穿;热了,就脱衣服,仅仅是被动去迎合世界的变化而已,并不会有意识去关注天地的样貌、时间的来去、生命的源泉与尽头。
  年后的一天,雷管炸了以后,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。那天我不知怎么,仿佛有某种力量牵引着,也不等其他人,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。里面黑洞洞的,只能看到烛光照亮的狭小范围。摸索着走了几十米,其他声音都消失了,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动静,带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响。在寂静里,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,我隐约由眼角察觉到某处有些异样,便举着蜡烛找过去。黑暗中,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,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,一根根指向圆心。我握着蜡烛伸进去轻晃,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闪烁着,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,熠熠生辉。一瞬间我被一股感动的浪潮席卷了。这种世间的极品,埋藏在山体里,没有人知晓,而它们仍然朝着最纯净最完美的方向生长。我忘掉了身边的一切,世界只剩下我和眼前这一捧水晶。我用眼光抚摸着它们,仿佛听到了体内血液沸腾的声音。我突然明白,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,一直渴望的个人“自由”,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,不过是无聊的自悲自怜,是逃避为人责任的借口。心中长鸣的喟叹,并非我个人独有,而是每一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悲歌。若只是廉价的自我感动,在这茫茫人海中毫无意义,在这缄默的天地间更没有任何价值。也许,我从未考虑过别人的感受、父母的担忧。我开始对放肆的人生失去了兴趣。生而为人,总该有些具体的价值,哪怕只是让关心我的人放心。我出于迷茫来到这里,难道还要在迷茫中继续蹉跎光阴吗?自那一个月后,我便离开了矿山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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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四个春天》插图
  出矿山后,我开始觉得人生应该主动点。不管做什么,有什么困难,需要自己主动去明白它,那么心境就很不一样,不会有被蹂躏的感觉,要蹂躏也是自己蹂躏自己。
  随着年龄的增长,个人的长处和弱点渐渐清晰。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、分析自己的能力和愿望,去想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,也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工作。但我从未想到过电影,它距离我太遥远了。可是冥冥之中,命运之手似乎在以缓慢的手势把我往这个方向推动。
  二○一二年,我在豆瓣网上传了一个相册——《回家》,存放春节回家时拍的家庭生活,还有老家的景象。都是很日常的东西,但每张照片下的讨论都很热烈。这促使我重新审视老家那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。因离家多年,我的审美、思维、习惯已被重构,这距离使我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。在不需要与生活角力之后,我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、人情、风物,美好的东西从一片琐碎中浮现了出来。我几乎是贪婪地把所看到的记录了下来。但照片毕竟只是瞬间的定格,没有时间流淌过程的印迹,因此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拍摄视频。恰好年底回家前,工作上需要添置相机,便顺理成章地买了有录影功能的机型。从二○一三年春节开始,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疯狂,什么都想摄下来。几年过去,积累了大量的视频素材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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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四个春天》插图
  二○一五年,《刺客聂隐娘》上映,我看到一篇侯孝贤导演的访谈,有电影学院的学生向他说出自己的困惑:虽然在学导演,却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。侯导回答说:想拍就去拍,你不去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!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震动。拍摄父母生活之初,只是想制作一个对家庭有纪念意义的影像作品,正如我父亲多年前拍摄的那样。侯导的话无形中为我揭示了另一种可能: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,为什么不能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呢?一有了这个念头,我便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。我开始从豆瓣影评里寻找,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建立起我的电影概念。
  这期间,我也曾怀疑过。我是很容易自我怀疑的,不是怀疑能力,是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。我时常想,在这个世界里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在过往的人生阅历里,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。我喜欢表达,哪怕只是给自己。我觉得每个人的诞生都是随机且不可复制的,每个存在都有独特的价值,都应该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,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。
  当侯孝贤的那句话帮我掀开遮住那条道路的壁板之后,我看到了这种可能,越来越意识到电影就是最适合我的表达方式。我买了很多书来学习,从各方面增进对电影的理解。我开始意识到人和环境的关系,这改变了我拍摄的构想。带着超越日常表达的意识,我能够观察得更细致,更深入地了解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。我想做一部真正的电影献给父母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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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四个春天》插图
  二○一六年春节,回到家中,看到父亲的衰老如此之快,我意识到必须开始剪辑了。当时,我连用什么剪辑软件都不清楚,需要从头学起,至于要花多长时间,最终能否剪出来,更没有完全的把握。正是在聚会过后这个彻夜未眠的夜晚,我怀揣着忐忑的希望,暗暗下了决心。
  四月,回到北京,先花一个月时间看素材,如何开始,却仍一头雾水。问朋友应该用什么剪辑工具,下载下来又不能用,反复的失败让我很焦虑。五月的一天,我硬着头皮去找卖电脑的小哥帮忙装软件,笔记本已买了一年多,不知道人家会是什么态度。没想到他非常热情。装好后,我请他教我基本操作,他笑了,说只会装不会用。建议我买书学习操作。我恍然大悟,收拾好电脑直奔海淀,买了两本Final Cut的教程,回家边学边剪。
  我喜欢面对困难,但又不是很聪明的人,每做一件事,进入状态都很费劲,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的注意力。考虑之下,我决定把网断掉,谢绝了所有的客户,也拒绝朋友做客。除了扔垃圾和买菜,我足不出户。一年多的时间里,见到的人不超过十五个。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,与花草为伍。工作台就在床边,累了躺下看剪辑的书,直到睡着;醒来洗完脸又坐在了电脑前。为了长期维持状态,我对了闹钟,确保每天工作不超过十六个小时。
  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和暖气,七八月份,把冰袋泡在脸盆的水里,用风扇把凉气吹过来。不知道有没有用,每天仍然浑身大汗。冬天则穿得很厚,实在太冷就烧水来泡脚。这些对我来说,都不是困难,只有剪辑本身才是。经常会遇到棘手的问题,不能一下子领悟,需要阅读、看片交互贯通,时间长了总能解决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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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四个春天》插图
  经过了二十个月的剪辑,片子终于完成了。在朋友的联系下,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愿意为片子安排一场放映,十二月,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。映前,我回贵州去接爸妈。妈问我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,我说来接你们去看我的电影,她大吃一惊,问是在电影院看吗?我说是啊。她说天呐,我一直以为你开玩笑呢。记得有一次她在做腌菜,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。她说,都是同样的事情,你拍拍拍,拍那么多来干什么。我说做纪录片啊,她问纪录片是什么?我说是电影的一种。她呵呵一笑,上楼晾腌菜去了,我继续跟着拍,她晾着晾着回过头来,叹了一声,摇摇头朝我笑。她觉得我是痴人说梦,但从不打扰我的兴致,甚至在我想放弃的时候,还会鼓励我继续。拍亲戚时,他们也总是嫌弃我拍了不给他们看,我说会有那么一天的,他们撇嘴不信。如今我突然说完成了,妈为我高兴的同时,心里仍然疑问重重。
  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,放映结束后,像做了一场梦。我终于完成了给父母,给家庭,还有亲戚们的承诺,也是给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,没有浪费这几年的时间。映后交流中,我语无伦次,经常无意识地神游。我妈说,祝你梦想成真。我爸说,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了,感谢我的儿子。那一刻我泪流满面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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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四个春天》插图
  我是幸运的,这一生中遇到的人,对我都很好,宽容、鼓励是日常性的收获,身边永远有特别好的朋友。尤伦斯放映之后,纪录片专业出身的赵珣,也是豆瓣上多年的友邻,说她没看到,要再为我组织一场,恰好另一个朋友联系了场地。赵珣看完这一场,立刻表达了想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的愿望。由此,才有了后来的故事。
  二○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,在西宁的FIRST 青年影展上,《四个春天》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,颁奖嘉宾是我很喜欢的周浩。他向我伸开双手,拥抱他的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地颤抖了。有人说获奖发言时我哽咽了,我不确定,只记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。领完奖,到后台留影。穿过一小段黑暗,厚厚的隔音门合上的瞬间,声音骤然变小,一浪一浪地,抚过我的背脊,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,显得抽象而遥远。几秒钟里,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。恍惚中走下台阶,坐在走廊的墙脚。看着手中的奖杯,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多零散的回忆,往事一幕一幕快速闪过,配合着身后含混的欢声,充满这空寂的走廊。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,眼前的场景与那个KTV 的门口,有些相似。我想,至少在这个夜晚,在这一刻,在某个领域里,我做到了最好。
  本文为独家内容,摘自《四个春天》,经出版方新经典|南海出版公司授权刊发。原作者:陆庆屹;导语撰文:李妍;原标题:想做就去做;编辑: 沈河西未经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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